劉殿敏

D-1 新加坡華裔語言形態與身份認同解讀 吳英成.pdf

劉殿敏第九次梅花還是野百合_台灣各族語言型態與身分認同解讀之研究di.pdf

李庭 

1. 戰前星華社會結構

無論在哪一個國家，凡事經過殖民或是有移民的地方，總是會有許多因為族群不同而建立的宗會，在戰前由英國殖民的新加坡，就建立了許多不同姓氏的華人宗會，同宗舉辦活動、互相幫助等等密且往來，宗族之間也因為互相競爭，而有了權力階級，這就好像台灣的角頭起源，不確定當時有沒有生成了幫派文化，但在台灣，不同幫派的人一開始也是因為家鄉、姓氏或血緣、地緣關係而聚集起來的，又或是最近做過的忠貞新村調查，當時在滇緬邊界加入的少數民族，或是當時根本不是軍人的百姓們，就是因為當時的共產黨造成失去家園的人民們投靠國民黨黨軍，投靠當時生活條件也非常差的滇緬游擊隊，當人們到了一個新的地區後，都會因為互相共有的身份，聚集在一起，接著便是文化的產生。

2. 從馬來西亞華人紀念鄭和看馬來西亞

本篇比較有趣的收穫是知道鄭和原本是回族，原姓氏「馬」，回族常見的姓氏共有十三個：納、馬、撒、哈、沙、賽、速、忽、閃、保、木、蘇、郝，但鄭和在後來改信佛教與道教，這種因為宗教產生的衝突，在台灣幾乎沒有遇過，不過也許是台灣的宗教界定比較模糊，通常佛道教不分，因此沒有宗教上的敏感度，自然也不會在意宗教上的差異，最明顯的應該也只有飲食造上的差別，例如佛教吃全素、一貫道全素、伊斯蘭教不吃豬等等，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馬來西養這樣的衝突，反而覺得，鄭和是回族，但是後來並不信奉回教，以他本人的觀點是可以拜偶像的，拜他其實也沒差吧！不過這是以台灣環境的觀點去看，也許也是對宗教上的無知而沒有堅持，又也許我們是真的多元包容。

小論文題目：

臺灣穆斯林群體初探：以忠貞新村回族為例

目前已經做完訪談，逐字稿完成約80%，正在將訪談提及的內容與文獻做對照（傳言同鄭成功來台的伊斯蘭傭兵-在鹿港的回族後代、伊斯蘭喪葬文化）

順命歸真：從《穆斯林的葬禮》研探中國回族穆斯林喪葬禮儀.pdf

鹿港丁家大宅.pdf

甘涵亞

從文化分離主義談東南亞的華人社群的本地化 筆記連結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IU5b8DOoQOyosCTAvxxvZlyv98224hOm/view?usp=sharing

小論文2 電子檔連結：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E0ne2pwAVyI0iDLLSSvIyHmUno1Z37sb/view?usp=sharing

鄭博心

閱讀心得：

從文化分離主義談「中華文化本土化」:一個東南亞的視角心得分享

華語碩 60884010I 鄭博心

所謂文化分離主義(cultural separatism)，是指某一文化源頭或範疇，欲抽離或界定與原有文化根源進行區分，或主張與原有之差異。就移民來說，多數的移民社會不一定會有文化分離主義的產生，居然仍有往反方向的發展，眾多移民社會多是以捍衛傳統文化著稱，於此同時，也不會強求與源頭文化做出區別。有時亦會相伴發生，既與原有文化做出差異，實際亦未保留原有文化但做出創新。本文中，分析眾多文化分離主義於東南亞國家間的差異，如新加坡，其主要移民為華人，獨立時間也較晚，因政治因素，其獨樹一格的文化認同相當強烈，其華人族群與中國做出區分的意識相當濃厚。如馬來西亞，多半以馬來文化來描述自身的華人文化，同為中華文化但更強調馬來文化特色。如印尼，多半將印尼華人分成兩大類，一為華僑，多是華人移民的一、二代，多與中國來往。二為僑生，或稱土生華人，在印尼出生或華人與當地的混血，具兩種文化傳承。後者因人數眾多，自成一格，並組織成自己的群體，形成自成一類的群體。與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不同，是包含血緣及文化的傳承。最終，借鑒他國的文化分離主義與我國進行比較，可見我國主要的文化分離主義多起自戒嚴時期的文化建構，因政治因素介入，使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形成對立存在，時宜至今，多半青年學子對中華文化差異總伴隨輕視、矛盾、反感、極端等，少了些尊重與包容，與東南亞他國相比，為了與源頭文化形塑出區別，我國多半欲抹去與忽視源頭文化的存在，是我國在文化分離主義上的矛盾所在。

小論文文獻整理：

 一開始寮國的華人移民出現在法屬印度支那殖民時期，因法國提出許多優惠辦法，吸引華人前去協助開發資源（黃幼娟，2019）。爾後雖有起起伏伏，直到1970年代初，寮國華人人數則來到至高點。越南反華後，華人紛紛逃出，導致寮國華裔人口減少。（黃幼娟，2019）

總體而論，寮國華人移入多來自中國大陸，也有因鄰國國況不佳而移入的。（秦富業，2001）

在越來越多華人移入寮國的情況下，如何保存及傳承中華文化及語言變成了當地華人的首要任務。西元1934年，永珍中華理事會華僑公所成立，當務之急則為擁有辦公處所以及解決華人子弟就學問題，於是在當地越珍廟旁成立了臨時辦公處及學校，雖然當時學生只有10人，已然成為寮國華人教育之開山之組。（秦富業，2001）

西元1937年，中國後援會遣翁顯忠先生至永珍中華理事會華僑公所指導，與陳順林理事長、江生副理事長、永珍市商家們及熱心僑教人士一同開會，向寮人租借木造高腳屋作為小學教室，由校長蔡英士帶領其餘三位教師任教，此亦為寮都中學之開端。（秦富業，2001）

西元1945年，日軍於3月9日進駐永珍，蔡校長因恐日軍逮捕，離開永珍，而其他教師則逃往泰國，學校只好停課。直至當年8月日本宣布戰敗，9月中國軍進駐，雖只在當地維持治安六個月，此期間學校復課，一開始因無任教教師老師則由中學生暫代。二戰正式落幕後的十餘年，寮都中學的校舍共遷移四次，一直無固定場所，後來的理事長陳柳芳向其小姨購買一塊土地，但其旁邊土地所有權為三位越南人所有，於是便委託當時越南理事會會長協助向地主購買，最後校舍座落於坤武隆路及亨文路交叉路口。西元1952年新校舍落成。（秦富業，2001）

1954年，寮國獲得獨立後，國內情勢較混亂，國際上世界兩大不同主義制度國家，以蘇聯首的共產主義與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虎視眈眈，兩方欲拉攏寮國，同時中國內戰也如火如荼，國共戰爭結束後，國、共雙方極力爭取建立邦交國家，但當時永珍華僑思想單純，民族意識強烈，分不清國際情勢政治上的利害關係，只知道是中國人就應該愛中國，抱持著不管是以任何政治體制治理國家都無所謂，所以共產主義思想漸漸滲透寮都中學，老師們或多或少都有偏左思想，因此有部份老師由高棉金邊聘請過來，如尤少波、羅宗堅、蔡龍記、王培、莊鴻基老師等幾位老師。後有許明老師來校，大力傳播新中國社會主義思想，因此，很多學生受此影響紛紛離開永珍，經泰國曼谷，搭乘大陸船艦返回中國升學。

1950年代中期，美國勢力漸漸介入，寮國政府由沙那尼空家族主政，政策漸漸由中立轉向偏右，對共產主義開始有所顧忌，親右勢力隨之抬頭，1950年代末期，政府下令寮都學校有偏左思想的老師離境。1959年中期，寮都由香港聘請陳森佑先生擔任校長，再從外地聘請其他老師前來任教，自此時開始有台灣來的老師盛亞洲、林興瑞、鄭子甲、江渤深等人任教，同年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，每年暑假開始派軍用運輸機前來永珍接運學生回台觀光，名為〝海外華僑青年暑期回國勞軍團〞這項活動連續舉辦了四年，從此以後，校務蒸蒸日上，寮都聲譽遠播，寮國各地華僑子弟，以及泰國華僑子弟，紛紛前來就讀，數年後，學生增加到兩千四百餘人，當初木造教室顯然不敷使用，於是另尋校舍改建之地，尋獲一16000平方公尺之地為新校舍改建之地。

1960年中期，翁校長因原籍為廣東潮陽縣人，任職期間，憑鄉親情誼，與本地僑領關係良好，於是催促僑社早日建好新校舍，校董會終於議決於1963年動工，在翁校長奔走之下，永珍市各僑社及僑領們一一解囊，鄭培齡先生首先響應，捐贈學校前座大樓共教室二十餘間後，客家幫僑社捐課室八間，方光幟先生捐教室四間，雲南幫兩間，以及各商家相繼捐獻，合計共募得教室數十間，陳氏宗親另捐可容納學生二三千人大禮堂一棟。1968年中期，新校竣工落成，原在京都戲院對面木造校舍上課的學生，則遷移至新校上課，當時學生人數約有五千六百餘人，1969年校董會再向台灣方面聘請陶佩瑚先生任校長，時大部分任教老師也是師範大學或師範專科學校畢業，他們教導學生另有獨特方法，所以學生素質逐漸提高，自1959年後，相繼有寮都學生回台灣升學，也有初中畢業學生，考取寮國政府公費到歐美國家留學，學成歸國後在政府機關擔任要職，日後大專畢業學生日漸增多，社會上各行各業，如醫生、工程師、護理人員、財務人員等，都有寮都畢業校友，可說是成就非凡，這都歸功於我先僑的偉大貢獻。（秦富業，2001）

然而，1975年五月，寮國政權轉變，由共產主義之巴特寮(Pathetlao)執政，老師們大部份避難台灣，少數逃往歐美各地，學校也迫著停課，以後情形就不得而知了。（秦富業，2001）

迄今，寮都中學的校友們雖各居於四海，但依然每年會在世界各地舉辦校友會與當年同儕敘舊。從寮都中學的紀念網站便能找到許多留念照片及影片，當年的學校回憶及情誼仍在校友間迴盪。紀念校網上也放有校友文摘，校友們的心情紀錄都能在網上一覽無遺。

根據實際訪問，此時也有許多華人子弟逃往台灣避難，翠字輩餐廳的林家家族，也約於此時舉家遷移至台灣定居，落地生根。

http://www.lieutou.net/index.php

訪談進度：訪談及逐字稿已完成整理

陳怡瑄

閱讀文章：從馬來西亞華人紀念鄭和看馬來西亞的宗教、族群和政治問題

過去對於鄭和的印象是在國高中的歷史課本上所提，並未有綜合性和全面性的討論。鄭和下西洋對東南亞各國皆有相關的影響，也曾經到訪過爪哇、蘇門答臘、暹羅（泰國）等三十多個國家，最遠也抵達非洲東岸，象徵中國航海的高峰。鄭和下西洋的時間比哥倫布等人的時間來得早，而當時的航海技術和規模是前所未見的，因此，也為各個地區帶來不同的影響。

馬來西亞的多民族，雖然政府推行種族和諧和接納不同宗教信仰的政策，但華人與馬來人因長期隔閡產生的矛盾。而現今中國將鄭和的形象視為和平的象徵，而在21世紀，紀念鄭和的600周年，觸動較為敏感的宗教、族群和政治問題。其一，宗教問題面，因鄭和是回教徒，但偶像崇拜有違伊斯蘭教義的宗旨；族群問題面，鄭和像是否應該在蘇丹像面前下跪等問題，關係到國家尊嚴。政治問題面，「和平崛起」與「中國威脅論」的衝突。